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绪论	康宸堂中医正骨养生>中医基础>绪论

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由多层次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影响。人类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生命活动。
    整体观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体现，是同源异构及普遍联系思维方法的具体表达，要求人们在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时，必须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整体观念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防治等各个方面，是中医学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主要体现于人体自身的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两个方面。
　　1.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
　　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有机整体。人体是由若干脏腑、形体、官窍组成的，而各个脏腑、形体和官窍各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它们不是孤立的、肢解的、彼此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和相互为用的。因此，各个脏腑形体官窍，实际上是人体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各个脏腑形体官窍的功能，实际上是整体功能的一部分。
    （1）生理上的整体性：人体自身在生理上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五脏一体观；二是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
　　　五脏一体观：人体由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目、舌、口、鼻、耳、前阴、后阴）等构成。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在结构上彼此衔接、沟通。它们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的联络作用，构成了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表0-1）。
　　　
   表0-1人体生理系统简表
系  统   五脏    六腑    五体   官窍             经     脉
心系统    心     小肠     脉     舌       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
肝系统    肝      胆      筋     目       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
脾系统    脾      胃      肉     口       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
肺系统    肺     大肠     皮     鼻       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
肾系统    肾     膀胱     骨   耳及二阴   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

    心、肝、脾、肺、肾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通过经络系统的沟通联络作用，构成一个在结构上完整统一的整体。每个生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结构的完整为机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精、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人体各种生理机能的精微物质。精、气、血、津液分布、贮藏、代谢或运行于各个脏腑形体官窍中，支撑了它们各自的功能，并使它们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人体的各种生理机能，从而维持了五个生理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同时，脏腑的功能活动又促进和维持了精、气、血、津液的生成、运行、输布、贮藏和代谢，从而充实了形体，支持了脏腑形体官窍的机能。这种以五脏为中心的结构与机能相统一的观点，称为“五脏一体观”。
    根据五脏一体观，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方面要靠各脏腑正常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另一方面要依靠脏腑间，即五个生理系统间的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和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才能维持协调平衡。
    人体的脏腑组织器官虽各有不同的功能，但都在心的主持下，协调一致，共同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因此，人体又是一个以心为主导，各脏腑密切协作的有机整体。
    心因其藏神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神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神能驭气，气有推动和调控脏腑功能的作用，故心神能够控制和调节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功能。诸如心气推动和调控心脏的搏动以行血，肝气疏泄以调畅气机、舒畅情志，肺气宣降以行呼吸和水液，脾气运化水谷和统摄血液，肾气主生殖、司水液代谢和纳气等，都有赖于心神的统一主导。故《素问·灵兰秘典论》说：“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常与否，除心为主导外，还取决于五脏之间的功能是否协调。在完成整体机能方面，五脏之间是密切配合，协调统一的。如血液的循行，虽由心所主，还需要肺、肝、脾等脏的协助。心脏的搏动推动血液运行全身；肺主气而辅助心运血；肝主疏泄而促进血液的运行；肝主藏血，又能调节循环血量；脾主运化，既为血液生化之源，又能统摄血液运行于脉中。此四脏紧密配合，才能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协调，是维持人体复杂机能的保证。
    由于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分别归属于以五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系统，而这五个生理系统之间又存在着协调统一的关系，因而这些外在形体官窍的功能，不仅与其内在相应的脏腑密切相关，而且与其他脏腑的功能也有联系。如筋的作用是联缀关节而主司运动，主要依赖于肝之精气或肝血的滋养，故称肝主筋。但筋的功能还依靠全身气血津液的濡养。因某种原因致使气血津液耗伤过多，也往往出现筋脉拘挛、抽搐等病变。这说明筋不但与肝有关，而且与心、脾等脏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目是主司视觉的，而目之所以能视万物，主要依靠肝血或肝之精气的濡养。肝血或肝之精气亏虚而不能养目时，就会出现两目干涩，视物昏花等现象。但《灵枢·大惑论》又有“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之论。故目之视觉功能，不但与肝之精气盈亏有关，而且与其他脏腑的精气是否充足亦有关。由此可见，人体外在的形体官窍与内在脏腑密切联系，它们的功能实际上是整体机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充分体现了人体内外的整体统一性。
    形神一体观：形体与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形体，是指构成人体的脏腑、经络、五体和官窍及运行或贮藏于其中的精、气、血、津液等。它们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为联络通路，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贮藏、运行、输布、代谢，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
    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总体现或主宰者；狭义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包括情绪、思想、性格等一系列心理活动。
    形神一体观，即是形体与精神的结合与统一。在活的机体上，形与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离的。形是神的藏舍之处，神是形的生命体现。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形健则神旺。而神一旦产生，就对形体起着主宰作用。形神统一是生命存在的保证。
    精是构成人之形体的最基本物质，也是化气生神的物质基础，而精藏于脏腑之中而不妄泄，又受神和气的控制和调节。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不断运动的精微物质，是推动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气也是化生神的基本物质，气充则神旺，而气的运行，又赖神的控制和调节，即所谓“神能驭气”。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构成“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
    由于精与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人体又是以五脏为中心构成的有机整体，因而精神情志活动与五脏精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认为，精神情志活动由五脏精气产生，由五脏共同主持，但总由心来统领。五脏精气充盛，功能协调，则精神充沛，思维快捷，反应灵敏，言语流利，情志活动处于正常范围，既无亢奋，也无抑郁。若五脏精气不充，功能失调，则会出现精神情志方面的异常变化。另一方面，精神情志活动的异常也可影响五脏的功能，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越了人体的生理调节能力，常易影响五脏气机，引起五脏精气的相应病变。
    （2）病理上的整体性：中医学在分析病证的病理机制时，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引起的整体性病理反映，把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映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发生病变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又不忽视病变之脏腑经络对其他脏腑经络的影响。
    人体是一个内外紧密联系的整体，因而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形体官窍，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在分析形体官窍疾病的病理机制时，应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一般地说，局部病变大都是整体生理机能失调在局部的反映。如目的病变，既可能是肝之精气的生理功能失调的反映，也可能是五脏精气功能失常的表现。因而对目病之病理机制，不能单从目之局部去分析，而应从五脏的整体联系去认识。
    脏腑之间，在生理上既然是协调统一、密切配合的，在病理上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的。如肝的疏泄功能失常时，不仅肝脏本身出现病变，而且常影响到脾的运化功能而出现脘腹胀满、不思饮食、腹痛腹泻等症，也可影响肺气的宣发肃降而见喘咳，还可影响心神而见烦躁不安或抑郁不乐，影响心血的运行而见胸部疼痛。因此，五脏之中，一脏有病，可影响他脏。在分析某一脏病的病机时，既要考虑到本脏病变对他脏的影响，也要注意到他脏病变对本脏的影响。
    由于人体又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因而形与神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形体的病变，包括精、气、血、津液的病变，可引起神的失常，而精神情志的失常，也能损伤形体而出现精、气、血、津液的病变。
　　　（3）诊治上的整体性：人体的局部与整体是辩证统一的，各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在生理与病理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而在诊察疾病时，可通过观察分析形体、官窍、色脉等外在的病理表现，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从而作出正确诊断，为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如《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验舌诊病是一种由外察内的诊病方法。由于舌直接或间接地与五脏六腑相通，因而内在脏腑的功能状态可反映于舌。验舌不但可知脏腑精气的虚实，而且还可推断疾病的轻重缓急和逆顺转归。面部色泽是内在脏腑精气的外荣，故诊察面部色泽可知脏腑精气的盛衰以及病邪之所在。验舌与面部色诊都是中医学整体诊病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学也强调在整体层次上对病变部分进行调节，使之恢复常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以及“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都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确立的治疗原则。
    局部病变常是整体病理变化在局部的反映，故治疗应从整体出发，在探求局部病变与整体病变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确立适当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如对口舌生疮的治疗，由于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口舌生疮多由心与小肠火盛所致，故可用清心火的方法治疗。处方遣药时，酌加利水之品，以让火热随小便而出。心火与小肠火得泻，口舌生疮自愈。再如久泻不愈，若属肾阳虚衰，其病虽发于下，但可以艾灸巅顶之百会穴以调之，督脉阳气得温，肾阳得充，泄泻自愈，即所谓“下病上取”；眩晕欲仆，若为水不涵木，其病虽发于上，但可以针灸足心之涌泉穴以调之，肾水得充，涵养肝阳，眩晕自减，即所谓“上病下取”。
    人体是形神统一的整体，形病可引起神病，神病亦可致形病，故中医学强调形神共养以养生防病，形神共调以康复治疗疾病。在养生方面，既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并加强身体锻炼以养其形，使形健而神旺，又要恬★惔虚无，怡畅情志以养神，使神清而形健。在康复治疗疾病时，若因躯体病变引致精神情志病变时，当以治疗躯体疾病（治形）为先；若为精神情志的伤害引致躯体疾病，则当先调理精神情志的失调（治神）。但由于“神乃形之主”，躯体疾病多伴有程度不同的精神损害，而这些精神损害又常阻碍躯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故重视调理精神情志在整个疾病治疗和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强调首先“治神”。
　　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大自然存在的阳光、空气、水、温度、磁场、引力、生物圈等，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最佳环境。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又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认识，即是“天人一体”的整体观。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道”、“太极”或“气”产生的。以“气”作为宇宙万物初始本原的思想，即是“气一元论”。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阴阳二气交感，万物化生。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生命过程，必然受到大自然的规定和影响，而自然环境的各种变化，如寒暑的更替、地域的差异也必然对人体的生理病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故《灵枢·邪客》说：“人与天地相应也。”
    （1）自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自然环境主要包括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古人以“天地”名之。天地阴阳二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故人体的生理活动必受天地之气的影响而有相应的变化。
    气候是由自然界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而产生的阶段性天气征象。一年间气候变化的规律一般是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自然界的生物在这种规律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出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而人体生理也随季节气候的规律性变化而出现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同样，气血的运行，在不同季节气候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适应性改变。人体的脉象可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有相应的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明·李时珍《濒湖脉学》也指出了四时脉象的规律性变化：“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谓之平脉。”表明人体的生理机能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自有相应的适应性调节。另外，人体经络气血的运行还受风雨晦明的影响。据《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天温日明，阳盛阴衰，人体阳气也随之充盛，故气血无凝滞而易运行；天寒日阴，阴盛阳衰，人体阳气亦弱，故气血凝涩而难行。
    不仅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活动有影响，一日之内的昼夜晨昏变化，对人体生理也有不同影响，而人体也要与之相适应。《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这种人体阳气白天趋于体表，夜间潜于内里的运动趋向，反映了人体随昼夜阴阳二气的盛衰变化而出现的适应性调节。
    地域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要素之一，主要指地势的高低、地域性气候、水土、物产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地域气候的差异，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脏腑机能，进而影响体质的形成。如江南多湿热，人体腠理多稀疏；北方多燥寒，人体腠理多致密。长期居住某地的人，一旦迁居异地，常感到不适应，或生皮疹，或生腹泻，习惯上称为“水土不服”。这是由于地域环境的改变，机体暂时不能适应之故。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就逐渐适应了。这说明地域环境对人体生理确有一定影响，而人体的脏腑也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自身不仅能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美化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
    （2）自然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或急骤，超越了人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的调节机能失常，不能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疾病的发生关系到人体正气的适应、调节、抗邪等能力与自然界邪气的致病能力两个方面。若人体正气充沛，适应、调节及抗病能力强，能抵御邪气的侵袭，一般不会发病；若气候特别恶劣，而人体正气相对不足，抵御病邪的能力相对减退，病邪就会乘虚侵入而致病。
    在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中，每一季节都有其不同特点。因此，除一般性疾病外，常可发生一些季节性多发病或时令性流行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长夏善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中，也往往由于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而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作。如关节疼痛的病证，常在寒冷或阴雨天气时加重。也有一些疾病，由于症状加重而能预感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或季节要交替等情况，如《素问·风论》指出头风病“先风一日则病甚”。
    昼夜的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中午之前，人身阳气随自然界阳气的渐生而渐旺，故病较轻；午后至夜晚，人身阳气又随自然界阳气的渐退而渐衰，故病较重。
    地域环境的不同，对疾病也有一定的影响。某些地方性疾病的发生，与地域环境的差异密切相关。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东方傍海而居之人易得痈疡，南方阳热潮湿之地易生挛痹。地域环境不同，人们易得的疾病也不一样。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瘿候》指出瘿病的发生与“饮沙水”有关，已认识到此病与地域水质的密切关系。
    （3）自然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时刻影响着人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因而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重视外在自然环境与人体的关系，在养生防病中顺应自然规律，在治疗过程中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
    气候变化影响着人体的生理、心理和病理变化，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顺应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法于四时”，“四气调神”，“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统一，使精神内守，形体强壮。在气候变化剧烈或急骤时，要“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防止病邪侵犯人体而发病。在治疗疾病时，要做到“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充分了解气候变化的规律，并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即所谓“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用药原则一般是春夏慎用温热，秋冬慎用寒凉。但对“能夏不能冬”的阳虚阴盛者，夏不避温热；对“能冬不能夏”的阴虚阳亢者，冬不避寒凉。夏用温热之药培其阳，则冬不发病；冬用凉润之品养其阴，则夏日病减。遵四时之变而预培人体之阴阳，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即所谓“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另外，根据人体气血随自然界阴阳二气的盛衰而有相应的变化，并应时有规律地循行于经脉之中的推理，古人创立了“子午流注针法”，按日按时取穴针灸，可更有效地调理气血、协调阴阳以防治疾病。
    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还受地域环境的影响，故在养生防病中，要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条件，并积极主动地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以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的发生。我国的地理特点，是西北地势高而东南地势低，西北偏于寒凉干燥而东南偏于温热湿润。由于地有高下之异，气有温凉之别，故治疗时应因地制宜，西北少用寒凉之药而东南慎用辛热之品。
　　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生命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
    人不单是生物个体，而且是社会中的一员，具备社会属性。人体的生命活动，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必然通过与人的信息交换影响着人体的各种生理、心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而人也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交流中，维持着生命活动的稳定、有序、平衡、协调，此即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1）社会环境对人体生理的影响：社会环境不同，造就了个人的身心机能与体质的差异。这是因为社会的变迁，会给人们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带来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的身心机能的改变。一般说来，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利的社会环境，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机能，危害身心健康。金元时期的李杲曾指出处于战乱时期的人民，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有不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不绝。”
    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对人的身心机能有重要影响。政治、经济地位过高，易使人骄傲、霸道、目空一切，如《灵枢·师传》指出养尊处优的“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纵欲，轻人”。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容易使人产生自卑心理和颓丧情绪，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的机能和气血的流通。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又可影响个体体质的形成。如明·李中梓指出：“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坚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因此，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身心机能和体质特点上有一定差异。
　　（2）社会环境对人体病理的影响：社会环境常有变更，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也随之而变。剧烈、骤然变化的社会环境，对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机能有较大的影响，从而损害人的身心健康。《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尝贵后贱”可致“脱营”病，“尝富后贫”可致“失精”病，并解释说：“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这说明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化，常可导致人的精神情志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人体脏腑精气的机能而致某些身心疾病的发生。不利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纠纷，邻里不和，亲人亡故，同事之间或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紧张等，可破坏人体原有的生理和心理的协调和稳定，不仅易引发某些身心疾病，而且常使某些原发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的病情加重或恶化，甚至死亡。故《素问·玉机真藏论》说：“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社会医学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说明，社会因素是造成紧张状态的重要原因，在许多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紧张状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紧张状态，是人在整个生活情景中对有威胁性和不愉快因素的情绪反应和身体反应。人体处于紧张状态时的反应本来是要防止身体受损，是一种防御机制，但若这种防御反应不适当，反因此而生病。此类疾病统称为“紧张状态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消化性溃疡、神经官能症等身心疾病都属于这一类疾病。紧张状态是非特异性致病因素，可与许多疾病的发生有关。但由于各种人体内部及外部条件因素的制约，个体对疾病的易感性不同，所以有的人在紧张状态时易引起精神情志方面的反应，有的则易引起生理机能方面的反应；有的人对紧张状态的反应发展为冠心病，而另外的人可能发展为糖尿病或其他身心疾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提高，也出现了人口增长、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人事日繁、失业待岗等困扰，致紧张因素也日趋多样化，精神紧张、情绪压抑、安全感与稳定感的低下或缺失，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中医学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因素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影响，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3）社会环境与疾病防治的关系：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主要通过影响人体的精神情志而对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病理变化产生影响，因而预防和治疗疾病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因素对人体身心机能的影响，尽量避免不利的社会因素对人的精神刺激，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获得有力的社会支持，并通过精神调摄提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维持身心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并促进疾病向好的方面转化。
　　4.整体观与现代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医学对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理论认识，是医学科学领域中一切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
    生物医学模式，是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把人看作纯生物体，运用分析实验的方法，认为疾病完全可以用偏离正常的可测量的生物学变量来说明，从而形成的关于生命、健康、疾病的总的观点。
    现代医学的主要成就，都是在生物科学的基础上，运用“医学还原论”的科学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如依靠生物学手段，建立起特异性病因学；分子生物学的建立与发展，使医学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深入到分子水平。故“生物医学”表达了现代医学发展的轨迹和赖以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论，概括了现代医学的总特征。
    随着科学的发展，生物医学越来越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把复杂的生命现象仅仅归结为物理、化学过程是不够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在生命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生物医学的明显缺陷是它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在它的框架中，没有给病患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面留下余地。故在七十年代，医学界提出了医学模式的转换，将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换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指导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不仅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社会也是一个统一体。它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为背景，用同源性和联系性思维对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精神与形体以及形体内部的整体性联系，认为人体自身的结构与机能的统一、“形与神俱”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是其健康的保证，而这种人体自身的稳态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协调的被破坏则标志着疾病的发生。因此，中医学在讨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医学问题时，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要求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著至教论》），既要顺应自然法则，因时因地制宜，又要注意调整病人因社会因素导致的精神情志和生理功能的异常，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以整体观念与现代医学模式相比较，可见中医学早就从宏观上勾画出了现代医学模式的全部构架，并且给这一现代医学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天人一体观。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学在认识和处理疾病的过程中，既强调辨证论治，又讲究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1.病、证、症的基本概念
　　病，即疾病，是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与之抗争而引起的机体阴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或生理功能障碍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损伤、障碍与修复、调节的矛盾斗争，亦即邪正斗争。疾病一般都有一定的发病原因及病理演变规律，有较固定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有诊断要点和与相似疾病的鉴别点。因此，疾病的这一概念反映了某一种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如麻疹、水痘、感冒、肺痈、肠痈、痢疾、消渴等，皆属疾病的概念。
    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证候是病机的外在反映；病机是证候的内在本质。由于病机的内涵中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和邪正盛衰变化，故证候能够揭示病变的机理和发展趋势，中医学将其作为确定治法、处方遣药的依据。如风寒感冒、肝阳上亢、心血亏虚、心脉痹阻等，都属证候的概念。
    证候反映疾病的阶段性本质，表明了证候的时相性特征。如肺痈（肺脓疡）在不同的病变阶段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出现不同的证候，当采用相应的方法治疗。证候反映疾病不同类型的本质，表明了证候的空间性特征。如感冒病分为风寒、风热、风燥、暑湿等几种类型，它们都可出现在疾病的同一阶段，一般不表示病变发展的时相性。临床辨证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证候的时相性和空间性特征。
    症，即症状和体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象，可以是病人异常的主观感觉或行为表现，如恶寒发热、恶心呕吐、烦躁易怒等（称症状），也可以是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的异常征象，如舌苔、脉象等（称体征）。症是判断疾病、辨识证候的主要依据，但因其仅是疾病的个别现象，未必能完全反映疾病和证候的本质。同一个症状，可由不同的致病因素引起，其病理机制不尽相同，因此可见于不同的疾病和证候。孤立的症状或体征不能反映疾病或证候的本质，因而不能作为治疗的依据。
    病、证、症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但病的重点是全过程，而证的重点在现阶段。症状和体征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疾病和证候都由症状和体征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组合在一起即构成证候，反映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各阶段或类型的证候贯串并叠合起来，便是疾病的全过程。一种疾病由不同的证候组成，而同一证候又可见于不同的疾病过程中。
　　2.辨证论治的基本概念
　　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学理论辨析有关疾病的资料以确立证候，论证其治则治法方药并付诸实施的思维和实践过程。
    辨证，是在认识疾病的过程中确立证候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即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有关疾病的所有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学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向，然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候的过程。由于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只能反映疾病某一阶段和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故中医学在辨识证候时，要求同时辨明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其发展变化趋向，即辨明疾病从发生到转归的总体病机。
    辨病因：即利用病因理论分析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推导出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得出以病因命名的证候，为针对病因治疗提供依据。如病人出现恶寒发热、头痛身痛、无汗脉紧等表现，可判断为风寒邪气为患，证属风寒感冒。病因一旦辨出，证候随之确立，治疗也就针对病因处方遣药。对外感性疾病，辨析病因是辨证过程的首要的环节。但多数内伤性疾病，运用病因辨证的方法并不能找到直接的病因，只能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推断其某阶段和某类型的病机特点以确定证候。如消渴病在其一定发展阶段可表现为肾阴亏虚的病机特点，临床就断定其为消渴病的肾阴亏虚证。
    辨病位：即确定病证所在的部位。不同的致病因素侵袭人体不同的部位，引起不同的病证。一般说来，外在病邪多侵袭人体之表，引起表证，然后由表入里；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则易直接损伤脏腑精气，病变在里。辨明病变部位，既可推知致病邪气的属性，又可了解病情轻重及疾病传变趋向，因而对确立证候是非常重要的。如水肿病，若腰部以上水肿，或全身水肿而以头面、眼睑明显者，乃外感风邪所致，病属表，称为风水，治当发汗；若腰部以下水肿，以两腿为重而头面不肿者，多为脾肾功能失调所致，病属里，称为石水，治当利尿。病变部位不同，致病原因不同，因而证候有别，治疗也就不一样。
    辨病性：即确定疾病的虚实寒热之性。疾病是邪气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奋起抗邪而引起邪正相搏的结果。邪正之气的盛衰决定着病证的虚实，故《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然致病邪气有阴阳之分，人体正气也有阴阳之别。不同属性的病邪侵犯人体，人体相应的正气则与之抗争，导致不同类型的阴阳失调而出现寒热性病证，即所谓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阳虚则寒，阴虚则热。
    辨病势：即辨明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及转归。疾病一般都有其一定的传变规律。《伤寒论》把外感热病分为六个病期，以六经表示其不同的病期和发展趋势，其传变规律可概括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温病学家们则用卫气营血和上中下三焦表示温热病和湿热病的传变规律。对内伤杂病的传变，《内经》是用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表述的，现在趋向于以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精气血津液之间的相互影响来表达。掌握了疾病的传变规律，可以洞察疾病发展变化及转归的全局。这不仅对确立证候在疾病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类型大有裨益，而且对该证的来龙去脉，即上下联系也随之明确，因而提高了辨证的准确性。另外，在辨析疾病之传变中，应从整体观念出发，全方位考察，将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因素考虑在内。
    辨明了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及传变规律，则可认清疾病过程中某阶段或某类型的病机特点，从而对疾病、证候作出明确的诊断，为治疗提供依据。
　　　论治，是在通过辨证思维得出证候诊断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和措施来处理疾病的思维和实践过程。论治过程一般分以下几个步骤：
    因证立法：即依据已经辨明的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候，确立相应的治疗方法。证候是辨证的结果，也是论治的依据。只有确立了疾病某阶段或某类型的证候，才能针对该证候的性质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如辨明病属风寒感冒证，当用辛温解表法；病属风热感冒证，当用辛凉解表法。
    随法选方：即据证立法之后，随治法选择相应的治疗手段或措施，并予以处方。治疗手段，包括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药物疗法又有内服法和外用法之分；非药物疗法内容很多，包括针灸、推拿等法。处方，是在选定治疗手段的基础上，依据治法的要求，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如选用药物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方剂及其药物组成，并注明每味药的用量、制作方法、服用时间及一次用量等。若选用针灸疗法，应开出符合治法要求的穴位配方以及针灸手法、刺激量、刺激时间等。在治疗同一证候时，可选用一种治疗手段，也可几种疗法联合应用。
    据方施治：即按照处方，对治疗方法予以实施。治疗的实施一般应由医务人员执行，某些情况下可由医生指导病人自己执行。
    辨证与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衔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认识疾病，确立证候；论治是依据辨证的结果，确立治法和处方遣药。辨证是论治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延续，也是对辨证正确与否的检验。辨证正确，才能立法无讹，疗效自然显著。因此，辨证与论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3.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
　　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具有时相性和空间性特征，因而一种病可能有多种证，一种证也可能存在于多种疾病中。在诊治疾病中，要掌握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原则。
    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病人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如麻疹病在不同的疾病阶段有不同的证，故治疗麻疹病有初起解表透疹，中期清肺热，后期滋养肺阴胃阴等不同的治法。感冒病可因其病因病机和病人体质的不同而出现风寒、风热、风湿、风燥、气虚等不同的证候，因而有辛温解表、辛凉解表、辛润解表、益气解表等相应的治法。
    异病同治，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大致相同的证，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大致相同的“中气下陷”的病理机制，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候，故皆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
    因此，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着眼点是对证候的辨析和因证候而治。证同则治同，证异则治异，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与辨病，都是认识疾病的思维过程。辨证是对证候的辨析，以确定证候为目的，从而根据证候来确立治法，据法处方以治疗疾病；辨病是对疾病的辨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辨证与辨病都是以病人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
    中医学虽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辨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辨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辨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辨病治疗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辨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辨病思维与辨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
    辨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诊断疾病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四诊来采集有关病变的资料，并作相应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检查，然后分析综合所有有关疾病的材料，作出疾病诊断的思维和实践过程。疾病的诊断确定后，就要根据“病”来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某些病可用有特异性治疗作用的中药单方或复方治疗，如疟疾则可用常山治之，痢疾一般可用黄连、三颗针、马齿苋等治之，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等。但以一方一药治疗一种疾病，并非中医学治病方法的主流。
    在辨证思维过程中，以证候作为辨析目标反映了中医学诊治疾病的特色。但若只考虑证候的差异，即只考虑疾病的阶段性和类型性，不考虑疾病的全过程和全貌，要想认识疾病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变本质，必定是困难的，辨证的准确率也必定不会高。反之，若只将疾病诊断清楚，而没有运用辨证思维辨出反映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证候，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治疗。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的诊治特色，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水平，提高辨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治思路。运用辨病思维来确诊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辨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辨析该病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当时该病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方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辨病为先，以辨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症，可发挥辨证思维的优势，依据病人的临床表现，辨出证候，随证施治。

 (来源:康宸堂)